这个在GE“混得不错”的年轻人，辞去GE高薪，作为一只持有6Sigma黑带的“潜力股”，来到中国商飞，从一名普通的基层设计员做起，拿不到外企一半的薪水。这个年仅38岁的年轻人，一路与中国国产大飞机共同起航——

　　2014年12月22日，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我国大飞机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此文一出，在飞机制造业界掀起不小震动——金在文中透露，C919首架大型客机正在总装。这一说法，“坐实”了此前国内外媒体对中国大飞机制造的种种猜测——C919确实开始总装，但并未完成总装。

　　对于世人期盼已久的“国产大飞机”来说，“总装”意味着它即将“成型”。这一“成型”背后，是中国商飞公司自2008年成立以来，在真正的“大飞机”事业上实现一大跨越——此前试航的ARJ21并非“大飞机”，而是100座以下的支线飞机。

　　在这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飞机项目中，一个年轻的名字举足轻重，他就是中国商飞大型客机项目管理部部长戚学锋，作为整个大飞机项目的重要参与者，这个年仅38岁的年轻人，与国产大飞机共同起航、一路成长。

　　离开GE只为一个“从零开始”的国企

　　2009年，中国商飞公司成立刚刚一年。一名来自GE航空集团的年轻人，投来简历——这是一个在GE航空已经做到发动机控制系统主管工程师、并持有“6Sigma黑带”（记者注：一种国际通行的人才培训体系，这类人能在工程技术领域做到百万分之三点四以下的报废率，级别从高到底分别是黑带大师、黑带、绿带）执照的“潜力股”。

　　出乎商飞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意料的是，这个在GE“混得不错”的年轻人，到商飞来，竟愿意从一名普通的基层设计员做起，拿不到外企一半的薪水。

　　同样想不通的，还有人才输出方——GE航空。这是一个在全球航空业占据龙头老大地位的行业巨擎，它能为自己所看中的人才提供最全面的培训和最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华裔人士甚至能在整个GE集团做到副总裁的高位。

　　面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选择，GE执意要问一问“为什么”？

　　戚学锋办完所有离职手续之后，GE中国区负责航空部门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专门找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对方搞不懂，GE工资那么高、有那么多机会、那么多培训，为什么还是留不住这个年轻人？令这位负责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戚是去一个工资更高的地方，那还有谈的可能；但去了一个从零开始、几乎一无所有的国企，还怎么谈？”

　　而他不知道的是，从进入GE航空实习的第一天起，“学锋·戚”就有了“走自己的路、自己做主”的想法。

　　一辈子能做一个“极品项目”足矣

　　从GE“跳槽”到中国商飞，戚学锋的决定令人大跌眼镜。除了工资被“拦腰一刀”外，他的级别也降低了——从发动机系统控制主管工程师，到“普通设计员”；从一个可以管几十号人的外企主管，降成了只能指挥六七个人的动力燃油部“小组长”；从遇到问题有美国高工作技术后盾，变成一大批新进大学生的“孩子王”。

　　说起这段经历，戚学锋笑笑说，他的理想远不是做一个美国高工的“中国代理”而已，他想做一个技术领先的“国产高工”——这种想法，恰好与“国产大飞机”的制造愿景高度吻合。

　　2005年，西北工业大学发动机控制系统专业尚未毕业的博士生戚学锋应邀去位于上海的GE航空实习。他接触的第一个工程师，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对方向他透露，中国团队不一定会获得太多自主研发的权限，不易接触到核心工作。

　　戚学锋听了，心里酸溜溜的，差点准备打包回西安了。“GE是业界老大，我先学着。”他这样安慰自己。

　　3年后的2008年，中国商飞公司成立，勾起了戚学锋做“国产高工”的念头。密切关注商飞近一年后，他向这家“几乎一无所有的”国企投去了简历。“人一辈子很少能碰到极品项目，一辈子做一个也就够了。”

　　在他眼里，“国产大飞机”正是一个“极品”项目——既肩负中国制造的宏大使命，又能挑战自我创新力，“在GE做得再好，也是美国公司”。

　　那种自豪感，只有“国产货”才能带给我

　　ARJ21 101架机的一次性点火运转瞬间，令他至今兴奋不已。那是2008年9月12日深夜，戚学锋以GE公司派驻商飞技术对接员工的身份，参与了101架机的点火。“现场几百个人，一下子欢呼起来。”他说起当时的场面，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那种自豪感，只有‘国产货’才能带给我”。

　　加盟中国商飞后，戚学锋的作息时间变了。以往准点上下班的“外企节奏”一下子变成了“早上7点上班、晚上八九点下班、周六还要加班”的“国企节奏”。

　　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在他接触的燃油动力问题更加广泛的同时，他也没有了“美国高工”所提供的技术后盾，“以前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找美国人问”。但如今，有了问题，戚学锋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侧风实验”要求飞机在每秒12米的侧面风速下进行平稳起降，以确保飞机起降的稳定、可靠。但这项实验怎么做，在中国没人知道。戚学锋从业近10年来，也是头一次接触这类问题。

　　为了这项实验方案，戚学锋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啃”了好几个月。戚学锋清楚地记得，仅“侧风实验”这一项前后总计花了4年时间——国产飞机要在每年的春天到嘉峪关一处空旷地带做实验。“只有那里地方足够大，春季风速符合试航要求”。

　　“试航”还只是戚学锋遇到“最简单易懂”的困难，在发动机零部件运行的核心环节上，更横亘着数不清的“拦路虎”，这些“讲了也少有人听得懂”。

　　在中国商飞，戚学锋把以前没干过的、与制造飞机有关的活儿都干了一遍，在头脑中有了“如何造一架飞机”的全局、核心构图。戚学锋说，“这些经历，只有一个从零开始的国企才能给我。”（中国青年报王烨捷）